公车改革回潮背后在于特权思想与低级趣味(一)

最近,有媒体称全国有14个省部分县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革,但能长效坚持的只是少数,多数试点受多重因素影响“夭折”,甚至出现公车“回潮”。报道认为,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以及缺少更高层面统筹是失败的两大原因。在这之外,官场的特权思想与低级趣味也是公车改革屡屡遇阻的重要因素。

官员配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乃至更早,那时能够配车的官员通常要士大夫级别,这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西汉昭帝时期的丞相田千秋,“得乘小车入宫殿中,因号车丞相”,子孙更是以车为姓。这种与车相伴的等级制度“穿越”到当下便是官员的特权思想。

改革开放前,由于条件所限,多数单位配车是以工作需要为轴心,拥有专车的更是少数高级领导干部。但是随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要说高级干部,乡镇一级,乃至村干部配车都不让人意外。这固然与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有关系,但这背后也意味着:全国数百万辆公车每年支出在官方口径的2000亿元到民间口径的4000亿元之间滚动。

也正因为这些庞大的支出,公车饱受公众诟病,每年“两会”上,都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关注和提议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实践表明,这场改革陷入僵局。了解外部世界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西方某些国家高官政要乘坐地铁或者大巴上下班的新闻,虽然这可视为政客作秀,但这种省钱又环保的“秀”何妨在中国也多多上演?可惜的是,各地的公车采取货币化改革方案之后,遇到“补贴过低,官员不接受;补贴过高,群众不答应”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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